翻译研究 | 政治话语翻译研究的“名”与“实”——克里斯蒂娜·谢芙娜教授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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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蒂娜·谢芙娜教授早年曾在德国莱比锡大学主修英语与俄语,并获得博士学位。她著述颇丰,学术兴趣主要有政治话语翻译、隐喻翻译、翻译教学等。从1992年到2015年9月荣休,她一直在英国阿斯顿大学(Aston University)担任翻译研究项目主任,负责本科与研究生阶段的翻译研究、语篇分析、口译等课程的教学工作,并担任相关领域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她还曾任第六届关键链接国际会议(Critical Link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组委会主席。尽管谢芙娜教授已经退休,但她依旧保持着旺盛的学术活力。她是数家学术期刊的编委、咨询委员会委员,比利时鲁汶大学翻译研究中心暑期学校常任教授,还是在欧盟委员会支持下设立的“玛丽·居里科研启动培训网络”(Marie Curie Initial Training Network)下属子项目:“翻译研究培训:欧洲一体化与跨行业模式”(Translation Research Training: An Integrated and Intersectoral Model for Europe,简称TIME)的负责人。

翻译研究 | 政治话语翻译研究的“名”与“实”——克里斯蒂娜·谢芙娜教授访谈

2017年7月8日,谢芙娜教授应邀在莱斯特大学与上海外国语大学联合举办的高级翻译暑期学校作了关于政治话语翻译的专题讲座。讲座间隙,谢芙娜教授接受了作者的采访。采访中,她以自身的学术经历为例,详细讲述了自己从事政治话语翻译研究的缘起,她的治学方略、研究切入点、着力点与研究中的学术关切,并以自己的观察为例讲解了政治话语中的角色与形象是如何通过翻译建构的。

1. 学术历程

采访人:谢芙娜教授您好!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很荣幸能借助这次采访将您的学术思想传递给中国的翻译研究者。平时,我们只能读到您写的论文,这次面对面的采访可以让我们了解您对您获得的学术成果本身的思考,因而是一次“思考”之上的“思考”。感谢您给我们这次难得的机会。首先,我们特别想知道您最初为什么会对政治话语翻译感兴趣?

谢芙娜教授(以下简称“谢”):我来英国之前就对政治话语非常感兴趣。当时我是德国亚琛(Aachen)的一个学术小组的成员,这个小组的研究方向就是政治话语。我们研究的路径是语篇语言学。我在这个小组里主要负责英语媒体,还有人关注法语媒体和德语媒体。当时正值20世纪80年代,是冷战最白热化的时期。我们研究的是核武器、美苏争霸、在欧洲布设核武器、维护世界和平等那个时代特有的政治话题,研究文本的方法主要是语篇语言学。后来我逐渐意识到我也许应当把目光转移到翻译身上。而后,我来到英国工作,完全换了一个语言环境,于是我不得不更多地关注政治话语的翻译问题,而正在那个时候,翻译研究开始突飞猛进。很自然,我就想到了这些问题:是谁在翻译这些语篇?他们为什么要这样翻译?在这种思考角度下,我的研究范围一下子拓展开来,翻译学的一些不同的研究方法也被相应地引入我的政治话语研究之中。

那时候,我既听广播,也看电视。只要一看到电视上或收音机里有记者会,我就会变得非常敏感——哎,有记者会啊,有人在翻译啊,我得记录下来。那时候,我注意到假如德国总理和英国首相进行会晤,两国政府就会发布一个联合公报,但他们的政治理念(political ideology)肯定又是不同的。我就把英语和德语两个版本的文件拿过来进行对比分析。文本永远是我们应当深入考察的对象。于是,我就思考:这个文件是怎么出炉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不得不去联系当事人。我也注意到,有时候,世界上发生了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政府会就该事件召开新闻发布会,在报纸上也能读到相关的新闻文本。我发现有人会对文本提出异议。比如伊朗总统发表过一些类似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除”这样的言论,我记得当时用的是wipe这个单词。为什么会是这个词?这个问题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事实上,从语言的角度来说,伊朗总统所说的希伯来语中所谓的“抹除”一词,英文译法并不统一,不一定是wipe,但恰巧其中一个版本wipe Israel off the map(注释1)就是主流英文媒体选择不断重复使用的一组词。

当时,的确有人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提出这个词本来是不应该这么翻译的,但是新闻评论界是不会就翻译到底合不合适大费周章的。因此,每当看到这样的落差,我就会设法找到另外一个译本进行对比阅读。在这方面,互联网给我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一上网,你就可以找到许多相关的对比材料与话题讨论。假如经常收看政治活动的现场记者会,你也许会疑惑译者在翻译处理上是否有可用的典型策略(typical strategy),译者的一些具有共性的做法可能会引起你的兴趣。这样一来,你就会形成相应的思考。假如你观看的视频、听到的译者传译的音频越来越多,积累到了足够的量,你就会拥有建立一个语料库的基础。我就是这样做研究的。因此,我们的政治话语翻译研究是可以以我们发现的“问题”或者“事件”为导向的。如果你需要做博士论文,那你的方法必须更加系统。你需要确立一个理论框架,然后一步一步地去搜集资料,论证你的观点。

采访人:您最近在做哪些学术工作?可否为大家介绍一下?

谢:虽然我退休了,工作量减轻了不少,我也没有为我的研究继续申请项目基金,但目前我还在继续研究翻译中的政治话语,也还在跟踪并研究一些与政治有关的文本。当下,特别是在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之后,大家特别能体会到这种政治上的分裂与冲突,也许我能从中找到一些非常有趣的切入点以继续我对政治话语的翻译研究。现在有一点与以前不同,那就是我会尝试去联系一些报道政治活动的记者。

关于我最近参加的学术活动,2016年9月15日至17日,第八届欧洲翻译研究学会大会(EST Congress)在丹麦奥胡斯大学(Aarhus University)举办。我作为大会召集人,组建了一个新闻翻译的专家组。我们在会议上聆听了很多新闻翻译论文的宣读,其中有一篇是关于日本首相发言的文章。作者在文章中探讨了这次首相新闻发布会是如何被英语媒体报道的。作者探究的问题包括:首相的发言由谁报道?报道的内容是什么?文章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本次大会中,大家都很关注我是怎么定义新闻翻译的,我会不会用另外一些术语重新定义新闻翻译?我有没有一定的方法去研究新闻翻译?我对这些问题一一作了回应。

2. 学术关切

采访人:就翻译研究的大趋势而言,有人认为我们应该研究新的话题,如新闻翻译这样充满新意与活力的文体,有人则认为翻译研究倒不如关注那些传统的文学经典,因为后者更为恒定。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刚跨入翻译研究门槛的年轻一代应当关注什么?从事政治话语研究,您的学术关切是什么?

谢:我认为这个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取决于你所处的位置(where you are based),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翻译研究的地位是不尽相同的。世界各地的翻译研究者所处的位置非常分散,但我有一个非常好的项目或许可以帮助大家解决这类问题——翻译研究暑期学校。我把它推荐给每一位年轻的翻译博士研究生。该项目由鲁汶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主办,每年一次,为期两周(八月下旬开始,九月上旬结束);每年招收学生20~25名,现在已经举办了29期。如果要申请参加,需要写申请信,说明自己的学术兴趣以及参加暑校学习的原因。如果你在博士二年级就已经明确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就可以从这个暑期学校中获益。暑期学校每年都有一名主讲教授(Chair Professor),2017年担任主讲教授的是香港岭南大学的陈德鸿教授,其他四位教授则会讲一些各自专业领域的内容作为补充。在那里,你可以和这些教授预约时间,进行一对一的面谈,也有机会和来自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翻译研究博士生进行学术交流,提出自己的研究设想,并从他们那里得到反馈。暑校还鼓励大家提交自己撰写的论文,论文经过评选后将结集发表。

就我在翻译研究中心的工作经历来看,文学翻译研究依然没有过时,每年都会有约7名学生专门研究文学翻译。当前确实存在这样一种趋势,似乎大家都喜欢去研究一些更为现代的话题,如新闻翻译、翻译机构的翻译、翻译的工作环境、影视翻译、翻译的社会影响力,等等。然而,文学翻译对我们而言依然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在学科内部,文学翻译虽然不如二十年前那样主导着整个翻译研究,但我绝不会建议任何一位研究者放弃手中的文学翻译研究转投其他方向。我认为,依然有很多关于文学翻译的课题值得中国翻译研究者去做。

我选择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政治话语翻译。我的理念是:任何与政治相关的问题都不会是平静如水的,其中必然有很多激烈的矛盾与冲突。我研究政治话语翻译的焦点就是:当政治语篇中的一些话语被挑选出来进入大众媒体,这种经过选择的信息实际上呈现的是一个很不完整的形象,其中涉及一种政治决策。这就是我的首要关切。

我的第二个关切是,可能很多记者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报道行为本身就是翻译的一种形式,他们的工作实际上就是在构建一种政治形象,或代表一种形象。所以,我现在正在向他们呼吁,让他们逐渐意识到自己遇到的前置因素——翻译在他们采访报道过程中的角色与作用。在促进记者与翻译之间进行有效沟通与协作方面,我也正在做工作。为此,我往往会在研讨会上邀请一些记者来谈谈他们的体会。但很遗憾,由于专业的壁垒,很少有记者前来参加一个翻译主题的研讨会。鉴于此,我不得不为研讨会单独设置一个新闻专业组,我们会跟记者们提前取得联系,有些记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会作出回应,但即便如此,很少有记者会那么做。我们应当让更多的记者参与到我们的翻译研讨中来,请他们一起加入新闻翻译的讨论,这是我在政治话语翻译研究中的第二个关切。

3. 研究方法

采访人:您研究所需要的视频资料一般从哪里获取?彭博社(Bloomberg)的网站?

谢:我会从政府的官方网站上收看视频,如在白宫的网站上,就可以找到视频的文字材料(transcription),那些网站上都有链接,可以看到视频或收听到音频。我今天授课的时候用到2011年1月19日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与中国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白宫召开联合记者会的视频材料却不是在白宫的官方网站上找到的。官方网站只有文字材料,我找不到视频,大概因为奥巴马已不再是美国总统了,这些视频材料就随之从官网上被删除了。之后我用谷歌搜索引擎,幸运地在视频网站上找到了这段视频。同样,在德国政府网站上,也可以找到很多关于默克尔总理的官方视频或音频。有时候,到了一场记者会的发布时间,我就会准时收看,现场直播是研究政治话语翻译最可靠的一手材料,因为在现场直播的条件下,你能听到口译员的现场口译;如果你直接去德国政府网站或者法国政府网站上看,得到的材料往往只是单向的政府要员用德语或者法语发言的原声,没有口译员的声音——在德国网站上听不到法国译员的声音,在法国网站上听不到德国译员的声音。一场德法联合的记者会,同一位发言人,德法两边听到的口译结果有时是很不同的。假如你只是阅读报告,也许你只能看到一部分不全的材料,因为这些材料并不是把一切都统统展示给读者看的,里面的内容往往不是译员当时口译的稿子。

这种情况就可以被现场的视频稍加弥补。现在,视频网站上有些视频还配有字幕,这些同步字幕又是什么时候上传的,由谁提供的?这些问题的答案不总是那么清晰明了,值得我们去思考。我发现有些字幕,并没有很忠实地把声音一字一句地记录下来,显然跟你听到的内容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你听到的和读到的字幕也并非百分之百地吻合。这种层层出现差异的现象很有意思。这些差异不大,有时候是很微小的,只个别词句上的改变,也不一定在政治上或意识形态上有很大的意义。但其“加工”过程背后的机制非常值得我们研究,这也许就是一种翻译规范。比如,我看过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一个视频,里面就藏着一段耐人寻味的小插曲。当时的现场是这样的:奥巴马在听完一个德国记者提出的问题之后,不无疑惑地问道:“您可不可以把第二个问题澄清一下?”这个问题是由一个德国记者提出的,里面提到了美国国家安全局(NSA)。这个德国记者在提问时用了英语字母的发音,译员听到后居然错误地把英语字母A当作“亚洲”来处理,因此经过翻译抛给奥巴马的问题就显然跑题了。所幸译员后来自己也意识到错误,问题得到了澄清,问答也得以继续。但这时候在视频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与会人员诧异的反应和他们相互微笑莞尔的表情。再比如,昨天我看了德国总理默克尔与法国前总统萨科齐的一段视频。萨科齐在视频里说:“默克尔总理和我的观点一样”,但视频里却显示默克尔对此表示费解,她的表情好像是在问:“问题出在哪里呢?”记者也显得非常不解,他们的表情则好像在问:“两位的想法真的一致吗?”在场的人的面部表情、态度等信息,都在传达特殊政治场合中人物的形象。

目前中国正在努力建构自己的国家形象。我认为,国家形象的建构往往不是通过文学或者其他一般的对外宣传手段,而依旧是通过政治话语。假如中美之间有一件敏感的政治事件发生,美国记者的报道方式必然是迎合美国话语需要的,美方的解读也必须切合美国语境,因为那才是美国人希望看到的中国形象。其中折射出的是美国看待中国的方式——瞧,肯定就是这么回事——其对事件的解释往往只能印证他们对中国的想象。我很高兴现在的记者会都有视频版本了,对有些问题可以正本清源。早些时候是没有的。比如先前我研究美国前总统布什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之间的记者会,就只能分析记者会的文本记录,后来有机会看到某些会晤的视频,我就充分意识到——啊,那的确是不一样的,文本充其量只是一种誊写而已。有了视频我就有了一个看待政治冲突问题的不同角度。

采访人:我们注意到您研究的政治语篇里有很多政治人物的对话。研究这些对话,您会采取什么样的角度?

谢:政治访谈中少不了对话,我们可以有很多方式来研究这些对话,这方面的文献很多,可以从批评话语分析以及语用学的角度去研究这些政治访谈中的话轮(turn)。从批评话语分析或语用学的角度对谈话进行研究,应当关注话轮中谁在讲话,谁比谁讲的内容多,话轮的转换机制是什么,一个发言人讲完之后是不是会对下一个发言人发出邀请。埃尔达·魏茨曼(Elda Weizman)与阿妮塔·费策尔(Anita Fetzer)编著的一本书中就集中了各方对访谈中“追踪”问题的研究成果(注释2)。我熟知的一些德国语言学家则研究采访中的连贯与回避技巧,他们问题的思路是:政治人士在访谈过程中真的是在回答问题么?他们是否在回避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曾受到一本书的启发,也是埃尔达·魏茨曼写的,书名为《媒体对话中的定位:新闻采访中的角色协商》(Positioning in Media Dialogue: Negotiating Roles in the News Interview)(2008),研究的语料选自以色列电视台上的新闻采访,这些采访有的是用希伯来语进行的,有的是用英语进行的。这本书在语料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两种相关的访谈角色:社会角色(social role)与交互角色(interactional role)的概念。说话人在访谈中总是将自己置身于某种位置并不断地进行位置调整。倘若记者以这种方式开始访谈:“欢迎首相,很高兴能和您探讨最近政府在削减财政支出方面充当的角色这个问题。”面对这番开场白,作答的政治人士如果是女性,她可能会结合自己的生活情况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也是一个家庭妇女,我也懂得开源节流的重要性......”显然,在这次访谈中,她不仅把自己置于职务的位置上,也会把自己置于家庭妇女的角色位置上来应对提问,这就是访谈中受访者的社会角色变化的问题。在这次访谈中她呈现了这样一种角色,下一次访谈,她的角色可能就会完全不同(注释3)。

在这一方面,我研究的方向则是互动中有口译员的情况,即以译员为中间人(interpreter-mediated)的访谈。译员的介入就意味着访谈有了第三个角色。译员的角色看似简单,但事实并非如此。昨天我在课堂上讲到卡梅隆与默克尔谈英德联盟问题时的对话就是一例:

卡梅隆:As you said, we started with an interesting conversation about how you best operate a coalition, something you have great expertise in. Like you, we are in partnership with Liberals and we are working out how best to make that work for our country.

德国官方网站译文:Natu?rlich haben Sie mir ein bisschen etwas daru?ber gesagt, wie man mit einer Koalition am besten umgeht. Wir inGro?britannien haben damit relativ wenig Erfahrung, aber Sie haben damit sehr gro?e Erfahrungen und haben eine sehr gute Partnerschaftmit der liberalen Partei hier im Lande. Wir werden versuchen, das inGro?britannien nachzuahmen.

谢芙娜教授的英文回译:Of course, you have told me how best tooperate with a coalition. We in Britain have relatively little experience with this, but you have great experience and you have a good partnership with the Liberal Party here in your country. We will try to imitate this in Great Britain(注释4).

译员之所以会这样翻译,非常值得我们去研究。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这样的德语翻译结果使得译员自身也参与了互动。在译员的作用下,卡梅隆在谈话中的地位变得不再和默克尔平等,而显得比默克尔的地位低。一般而言,这种政治访谈或者政治人士的记者会级别很高,配备的都是高水平译员。这样的场合通常分别由一至两位译员负责一种语言进行陪同翻译;译员全程参与,是话语建构的一部分,同时也十分清楚政治人士会作出什么样的回答,因为他们有陪同翻译的经验。这类译员的背景使得我们很难找到上述例子中的翻译现象。

4. 结语与启示

早在1972年,詹姆斯·霍姆斯(James S. Holmes)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第三届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上首次发表了《翻译研究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在这篇被认为是“翻译学学科的创建宣言”(Gentzler,2004:92)的文章中,霍姆斯借“名”与“实”这两个字表达的是他在推动翻译学学科成形过程中的一种思考方式。本篇访谈同样以“名”与“实”作为标题,目的在于以谢芙娜教授的研究为例,明确政治话语翻译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并引导有志于从事这类研究的学者辨清政治话语翻译研究的重点与方向。在这篇访谈中,谢芙娜教授实际提出了三个研究要素:差异、形象与角色。

在谢芙娜教授的研究语境中,不同的译文之间有可能产生某种“差异”,正是这种“差异”构成了阐释政治话语的文本资源。访谈中,谢芙娜教授介绍的由wipe off一语所引发的政治争论即是一例。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也可以沿着谢芙娜教授的思路,多方面积极探寻文本背后那个看不见的“操控者”,研究他们进行某种文本选择的动因,从而揭示政治话语翻译的权力运作机制。谢芙娜教授在访谈中也提醒我们,“差异”并不是静态的,“差异”通过现代传播手段会上升至“形象”。政治话语翻译所生成的“形象”是长期采用某种政治话语翻译策略所造成的结果。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治形象,是否符合国家整体战略的需要,也可以成为我们研究对外翻译与政治话语口笔译的一个方向。最后,谢芙娜教授提到了政治访谈中对话者与译者的“角色”问题,最后一个例子对这一问题的突显作用尤为典型。我们可以看到,卡梅隆的话语中something you have great expertise in一语经过译者的翻译,增加了We in Britain have relatively little experience with this;而 we are working out how best to make that work for our country则变成了 We will try to imitate this in Great Britain. 译员在政治访谈中采用了什么样的翻译策略?这样的策略又体现了译员什么样的角色介入?谢芙娜教授捕捉到的翻译现象对我们研究政治话语的翻译也有很大的启迪作用。

在谢芙娜教授的视野里,政治话语翻译无疑是一个无声无息、不见硝烟的各方力量的角斗场,其中充满矛盾与冲突。研究政治话语翻译,既要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也要把握话语研究与翻译研究跨学科融合的属性。在本次围绕政治话语翻译研究的访谈中,我们应当关注谢芙娜教授对政治话语翻译的内涵与外延的阐释,即政治话语翻译研究的“名”。同时,我们也可以借鉴她以多模态的方式研究政治话语翻译的具体操作方法,即政治话语翻译研究的“实”。

【本文刊于《翻译界》2018年第1期(总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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