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 | 柔石翻译小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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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49年以来,J.P.雅各布森的小说尚无汉译出版,但早在1936年,翻译家伍光建就选译了他的长篇小说Niels Lyhne,译名为《尼勒斯莱尼》,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而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丹麦短篇小说集》中,则收录了J.P.雅各布森的短篇小说《芳斯夫人》,译者署名“金桥”。这位“金桥”就是赵平复(1902.9.28-1931.2.7),多以另一笔名“柔石”为人所知。

根据柔石日记的记载,早在就读于浙江第一师范学院的1922年,他便已有阅读英文原著和外国文学译文的习惯,其中包括英美“公民读本”Ture Citizen,郭沫若翻译的歌德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等书目。但他着手于翻译工作,则是在1928年赴上海与鲁迅结交之后。鲁迅素重翻译,希望通过翻译从别国“窃火”,“别求新声于异邦”,既以此输入新的精神,改造“国民性”,又通过译文孕育出一种新文学的语言。他鼓励青年作者从事翻译,在翻译的过程中学习和尝试文学创作,他在1925年于北京发起的未名社,就是一个以译介外国文学为主的社团。1928年11月,鲁迅又在上海发起成立朝花社,主要成员有柔石、许广平、崔真吾、王方仁等,宗旨是“介绍东欧和北欧的文学,输入外国的版画”,“扶植一点刚健质朴的文艺”,朝花社创办了《朝花周刊》,1929年改为《朝花旬刊》,并附出《艺苑朝华》画刊介绍近代木刻作品。柔石以他对美术尤其是木刻艺术的喜爱和了解,成为鲁迅之外的另一位主编者,编印了两辑收录英、法、美、德、日等国作品的《近代木刻选集》和专门介绍苏联版画的《新俄画选》。此外,还出版了《朝花小集丛刊》、《北欧文艺丛书》和《近代世界短篇小说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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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为契机,柔石开始了他的翻译工作。虽然曾在1923年9月之后学习过法语,但柔石的翻译皆是从英文原著译出,或是根据英译文再度转译,事实上,后一种情况占绝大多数。与鲁迅不同,柔石极少写作序跋文字对他的译作进行介绍说明,因此其译作的选择原因、推介的着眼点也就不甚明了,然而我们仍能够根据相关信息对柔石的译文选择路径进行一种推测性的理解。

柔石选择翻译对象的视野和范围,显然受到鲁迅的重要影响。从现实层面上说,他译文的发表和出版也需要符合丛书或文集的出版计划才能获得支持。总体而言,他的译作主要是北欧和东欧作家的作品,以及一些同属于“弱小民族文学”如南斯拉夫地区作家的作品。

柔石翻译的北欧文学作品,主要是丹麦作家的短篇小说,此外还有一篇比利时作家拉蒙尼(Camille Lemonnier)的《维埃之魂》。他和淡秋合译的《丹麦短篇小说集》与鲁迅译挪威哈谟生的《维多利亚》、梅川(王方仁)译的《瑙威短篇小说集》、崔真吾译的《瑞典短篇小说集》共同组成朝花社出版的《北欧文艺丛书》。朝花社同仁之所以关注于北欧,不仅是由于北欧比之英法等西欧国家相对弱小,而且考虑到由于地理、语言、文化传统等原因,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为主体的北欧的文化与文学发展出不同于希腊-希伯来文明传统下欧洲大陆主流的独特风格。在北欧文学中进一步关注到丹麦文学,则与19世纪丹麦著名文学评论家勃兰兑斯对丹麦文坛乃至中国文坛的重大影响有关。

192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小说月报丛刊第三十一种”之《近代丹麦文学一脔》中,收录了沈泽民翻译的亨利·哥达·侣赤的《近代丹麦文学——勃兰特底前后》一文,这篇文章较早对勃兰兑斯进行了全面介绍,而且被后来者反复引述,文中概括了勃兰兑斯的主要文学主张:“勃兰特希望借鉴于欧洲文学来促进丹麦的一般少年作家。他激烈的主张:国内的旧文学已经死了,或者差不多要死了,国内的文学已经变成太矫揉造作,太不切合人生了。文学要他有生命,一定要直接和人生往来,解释人生中各个问题……把社会底真相揭露出来。”不难想象,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从勃兰兑斯的文学主张中得到了强烈的共鸣。勃兰兑斯将写实主义潮流引入丹麦,使丹麦成为“国际新思潮所必由的河道”(《丹麦短篇小说集·英译序》)。在这一意义上,丹麦文学对于中国新文学的意义类似于同样具有“中介性”的日本。由此,关注勃兰兑斯前后丹麦文学尤其是写实主义文学的创作实绩,对于正在生长的中国新文学而言,就相当具有借鉴意义。

《丹麦短篇小说集》中收录的小说,大多数是受到勃兰兑斯激赏和鼓励的作家的作品,他们以写实主义的创作打破既有的文学传统,共同造就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而这些作家们又各具特色,绝非同质,显示出丹麦短篇小说创作的丰富性。以柔石翻译的几篇小说作品为例,布力协(S.S.Blicher)的《凡尔培的牧师》以两位叙事人日记的形式讲述了一个情节多次反转的犯罪故事,使一位法官的案件审判与未果的婚姻双线交织,在动人心魄的故事中展现出人性之光与人性之恶的极端形态;雅各布森(J.P.Jacobsen)的《芳斯夫人》则塑造了一位独特的母亲形象,她以自己在婚姻中的勇敢选择实践自由自主,对于当时的丹麦和当时的中国而言,都足以形成一种震动和启示;邦格(Herman Bang)的小说《在罗森般公园内》则典型地符合勃兰兑斯的箴言“文学应该是生活的横断面”,他的小说有着“散文化”的倾向,以“印象派”式的文字观察和表现生活中习见场景中的不寻常之处;哲孙(Johannes V. Jensen)的小说《安和她底牝牛》以近乎自然主义的精密、细致的描写不动声色地传达出人物的孤独和悲哀,近乎没有情节,但仍在文中保持着悬念,《失去的森林》则颇具象征性和寓言性,通过一位农主和他想要重回森林的奴隶的故事,既讲述了一种现实境况,又暗示着人类在追寻“失去的森林”时的一种永恒困境——以哲孙为代表的来自遮特兰半岛(现多译作“日德兰半岛”,与欧洲大陆相连)的青年作家对19世纪丹麦的写实派提出了一种反动,他们要求表现哥本哈根之外遮特兰本地的乡土生活,实质上丰富了写实主义的创作成果,亦可为中国乡土小说的发展提供一种借鉴。

鲁迅提倡译介东欧尤其是苏联文学,除了为了文艺上的借鉴之外,还出于现实革命需要的考虑,希望借此“偷运军火给起义的奴隶”。柔石积极参与了这项事业,他对东欧文学作品的翻译主要包括A.V.卢那卡尔斯基(1875—1933)的剧本《浮士德与城》、戈理基(即高尔基,1868-1936)的长篇小说《亚尔泰莫诺夫事件》(亦名《颓废》),以及收入朝花社出版、鲁迅主编的“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之二《竖琴》的两个短篇小说,M.淑雪兼珂的《老耗子》和V.凯泰耶夫的《“物事”》,亦皆从英译版转译而来。后两篇小说都颇为短小,淑雪兼珂的作品有些流于“轻巧”、“滑稽”(鲁迅语),凯泰耶夫在小说中塑造了漫画般的夸张人物;而前两部作品则是柔石的重要译作。

作为一位苏联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卢那卡尔斯基对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影响很大,在左翼文学运动期间尤其掀起了译介其著述的高潮,冯雪峰、鲁迅均有译作,但主要集中在其文艺理论方面。柔石所翻译的《浮士德与城》则是一部十一幕剧本,实质上是以另一种形式传达他一贯的思想观念。《浮士德与城》被英译者看做是“俄国革命程序的预想”,鲁迅以为这也是作者对“世界革命的程序的预想”(《〈浮士德与城〉后记》),剧本由歌德《浮士德》第二部启发而来,讲述的是浮士德在“自由之城”的情形,他希望对“自由之城”进行开明的专制统治,然而在民众的反对下退下皇位,最终悔悟,认同“民主”,在民众的歌颂中死去。与激进的、破坏一切的革命主张不同,这部剧所提请注意的是对文化遗产、旧有制度进行保存的意义,这并非是主张与革命之路背道而驰的“复古”,而是体现出对文化遗产之于当下乃至后世的意义更深刻的认识。这部译作于1930年9月由神州国光社出版,列为“现代文艺丛书”之一。

根据柔石日记的记载,他于1929年10月1日起开始翻译戈理基的长篇小说《亚尔泰莫诺夫事件》,但译稿在柔石去世后的1934年3月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题目改为《颓废》,译者署名为“赵璜”。小说以一个俄国新型资产阶级家族三代为聚焦,展现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史图景,是一部典型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品。此外,柔石还翻译了高尔基的《关于托尔斯泰的一封信》和《托尔斯泰的回忆》,收录于1932年光华书局出版的《高尔基文集》之中。

在北欧、东欧作品翻译之外,值得一提是,柔石在1929年初还翻译完成了三篇南斯拉夫小说,皆收入于鲁迅所编“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2《在沙漠上》。这三篇小说的内容和形式皆颇具特色:麦土斯(Antun Gustav Matos, 1873-1914)的《邻舍》通过内视角的叙事,以一个戏剧化的故事深切地表现出作为异乡人尤其是“弱国子民”在巴黎的孤寂处境,国族的界限成为个人情爱幻灭的根由,似乎可以与郁达夫《沉沦》发生某种共鸣;伊凡·开卡(Ivan Oankan,?-1919)《孩子们与老人》以小孩们童稚的谈话写他们所不能理解的战争与死亡,更增一重悲哀,亦更增一重反思,作者极具表现力的语言在两层转译之后仍然具有动人心魄的魅力;拉柴力维基(Laza K. Lazarevich,1851-1890)是塞尔维亚最著名的作家,他的《井边》以家族生活中的一段波澜为题材,是一篇具有人性深度的作品。无论对于柔石本人还是对于当时的中国文坛而言,这些此前少为人注意的作品之中实则包孕着别样的风景与启示,虽是短篇,却可“藉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在沙漠上〉小引》),以最经济的方式,展示多样的作家作品和各异的文体风格。

若是从译文的语言层面考察,柔石的译作并非上乘佳作。林淡秋曾经在回忆文章中写到,柔石的外语程度较差,因而翻译颇为吃力。但是,柔石译文最终呈现的面貌,却不应仅仅用外语程度来解释。作为一名汉语语言表达能力成熟的作家,柔石在翻译中却几乎不追求以汉语的表达习惯 “汉化”原文,而是紧贴原文的句式语法“硬译”——这其中,应当亦有鲁迅“硬译”观念的影响。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我对马丁·勃鲁宣布她们并没有新的发现关于这件案子”(《凡尔培的牧师》)中介词短语的位置,“愿慈悲的上帝审判我更宽仁比我”(同前)中比较句式的结构,“我知道埃珊当他还是一个少年人的时候”(《井边》)中时间状语从句的位置……皆可看出英文原文的句式结构。

从译文效果上说,这种译法固然造成了行文的滞涩,但是的确如鲁迅所期待的那样,更有利于传达出原作者的独特文风,而不至于被译者自己的语言风格所遮盖。比利时作家拉蒙尼《维埃之魂》中悠长的叹息般的句子,使充满神秘性、象征性和抒情性的氛围弥漫全篇;丹麦作家哲孙《安和她底牝牛》中描述性语言的精密细致,不动声色,拉孙(K.Larsen)小说《农人》行文的平实朴素……种种风格,都在柔石的译文中传达了出来。

在柔石短暂创作生涯中,无论是抒写个人心志,还是反映社会问题,他的作品极少表现出当时“左翼作家”常有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有论者将其原因归结为柔石的个人气质和生活际遇使然;此外,也不应忽视柔石从翻译中所汲取的多种文学养分。

鲁迅在柔石逝世后为他写作的《柔石小传》中总结其“文学上的成绩”,将柔石的翻译与创作并列为“成绩”的两大部分:“创作有诗剧《人间的喜剧》,未印,小说《旧时代之死》,《三姊妹》,《二月》,《希望》,翻译有卢那卡尔斯基的《浮士德与城》,戈理基的《阿尔泰莫诺夫氏之事业》及《丹麦短篇小说集》等。”柔石的一生中花费了许多精力纾解或抑制自己过于敏感的情绪和过于纷繁的思绪,同时,他又时常有意识地自我劝勉,如他在1922年5月29日的日记中所写:“要模仿肩膀上荷着锄望田中去的农民,或手里执着锤看着铁打下去的工匠才好。”柔石的翻译作品,正是他作为文学的耕种者和工匠的重要实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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