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家 | 他们曾为中国人翻译了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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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国人翻译外文书,品种全、数量多、速度快。然而,其中有些翻译的质量,就让人有些尴尬了。每念及此,倒是越来越怀念翻译前辈以及他们翻译的书,他们往往学贯中西、才气纵横,以一种魔术般的“通感”,完成文学翻译这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同时又隐匿于文字幕后,为作者做嫁衣,为读者开路,有着成人之美的君子风范。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他们成为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指路明灯。

他搬来了一座奥林匹斯山:罗念生(1904-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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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29岁的罗念生登船横渡大西洋,来到希腊,进入雅典美国古典学院,修读了雅典城志、古希腊建筑、古希腊雕刻、古希腊戏剧四门课程,成了第一位到希腊留学的中国人。

在一堂欧洲文学史课堂上,教授詹姆森先生提及“冷门”文学,对古希腊文学评价极高。罗念生便尝试翻译了欧里庇得斯的古希腊原文《伊菲格涅亚在陶罗人里》,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成为他的第一部古希腊戏剧译著。

古希腊语是世界上难度仅次于印度梵文的一种语言。在古希腊语中,一个正规动词的变化就有四五百种。因此,学习古希腊语,只能靠死记硬背,没有语法,有时还要通过语句的头尾来判断是什么意思。内容深奥、典故繁多……这都是翻译和研究古希腊文学的困难之处,而罗念生却默默坚持了近六十年。

抗战时期,在四川乡下昏暗的油灯下,随时有飞机轰炸、到处躲警报、生活没有保障的日子里,甚至有时连一张必需的书桌都没有,罗念生却从未放弃对古希腊文学的研究,翻译了大批古希腊戏剧作品,出版了《希腊漫话》、《芙蓉城》等散文集,以及古希腊悲剧《特洛亚妇人》等翻译作品。

1957年,罗念生为统一古希腊专用名词的中译音,撰写出一种比较合理的对音体系,六十年来已成为古希腊文中译的权威标准。2004年,在罗念生百年诞辰纪念之际,他生前致力编纂的《古希腊汉语词典终于面世。

罗念生生前希望他的遗骨一部分安放于他的祖国北京,另一部分能撒在他的第二故乡――希腊的爱琴海上。希腊朋友非常尊重罗念生的遗愿,把他的遗骨安葬于古希腊的发源地,阿波罗神庙所在地――德尔菲市的帕尔纳索斯山中,欧洲文化中心的花园里,以永远纪念这位为古希腊文化献身的东方学者。

他们翻译了整个中国:杨宪益(1915-2009),戴乃迭(Gladys B.Tayler,1919-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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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宪益出生于冠盖缨簪的贵族世家。祖辈一门四进士,父亲杨霁川留学归来后,担任天津中国银行行长,是当时中国最杰出的金融家之一。

1934年,杨宪益进入牛津大学最古老的独立学院默顿学院(Merton College),他只用了5个月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就通过牛津入学考试。他在牛津的师兄钱钟书认为,杨宪益是当时在牛津为数不多的十几个中国人中,“唯一还可以谈一谈的”。24岁时,杨宪益一口气把《离骚》按照英国18世纪的英雄双行体的格式翻译了出来。

也是在牛津,杨宪益邂逅了未来的妻子戴乃迭。杨宪益晚年回忆说,他爱戴乃迭,除了为她惊人的美丽所吸引外,还发现她有一颗质朴的心。她清新脱俗,没有英国上流社会女孩常有的虚荣与势利,这在“中国上层的小姐们之中也很少见”。因为戴乃迭热爱翻译,杨宪益也不做它想,夫妻俩双宿双飞的做了一辈子翻译。

杨宪益是把《史记》推向西方世界的第一人;他翻译的《鲁迅选集》是外国的高校教学研究通常采用的蓝本;与夫人合作翻译的三卷本《红楼梦》,和英国两位汉学家合译的五卷本(译名《石头记》)一道,成为西方世界最受认可的《红楼梦》译本……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从先秦散文到现当代作品,杨宪益夫妇联袂翻译了共百余种作品近千万字,这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极为罕见。

中国翻译家协会授予杨宪益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杨宪益是继季羡林后获得该奖项的第二位翻译家。有人说他“几乎翻译了整个中国”。

人淡如菊译和歌:丰子恺(1898-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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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初春,丰子恺于前往日本学习美术,在东京的图书馆里,他第一次读到了日本文学巨著《源氏物语》。

《源氏物语》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长篇小说,故事涉及三代人,四朝天皇,经历70余年,出场人物440多人,穿插近八百首和歌,丰子恺为了准确传达日本小说中和歌的意蕴,他常用中国古代诗歌的七言两句或五言四句进行翻译。翻译时不按照原文的行数与韵律,不拘泥于词和句;强调译诗要传神,不硬搬日文原诗的格律。

用这种中国诗的传统写法来翻译日本和歌,不拘泥于原诗字句和格律,使译文更加生动多采,读起来流畅,仿佛进入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

丰子恺于1961年开始翻译《源氏物语》,经过四年才完成,因为文革一直到八十年代才出版,一时洛阳纸贵。而由于丰子恺年轻是对《源氏物语》的阅读和理解以及其自身的国学根底,再加上在日语及中日文学都十分精通的钱稻孙、周作人等人的帮助,“丰译本”一出版就达到了很高的水准,不仅是国内第一本《源氏物语》的全译本,而且也是印量最大的。

融汇古今,跨越东西:杨绛(1911-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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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末期,杨绛(她的翻译作品,大多署名杨季康)的兴趣转向了翻译。194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杨绛翻译的《1939年以来英国的散文作品》,成为杨绛最早期的翻译作品。

1957年,杨绛接到翻译《唐吉诃德》任务,被告知可用任何译本。精通英语法语的她找来五种英法译本,仔细对比后,觉得译本代替不了原著。于是,近六旬的杨绛开始学习西班牙文。1961年才着手翻译,这是中国直接从西班牙语翻译的第一个译本,197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个译本曾被邓小平作为国礼送给西班牙国王。迄今印刷近100万套。

由于自己有大量的创作经验,杨绛的译文非常注意读者对作品的接受度,逐渐形成了自成一格的翻译风格。而且,她还认为,读者对译本的要求,不仅是要看到原作的本来面貌,他们也不希望译文与本国语言差别太大。因此,杨绛的译文幽默诙谐,十分注重描摹细节。

《堂吉诃德》的译文,起初译出八十多万字,后经杨绛认真的‘点烦’,才减到七十多万字,这样文字“明净”多了,但原义一点没有“点掉”。

“点烦”二字是杨绛从唐代史学家刘知几那里借来的,意思是对文章要删繁就简,点掉多余烦琐的文字。把史学编纂中的“点烦”要求,扩展应用到译文的处理上了,恐怕也只有杨绛这样中外文兼优的“两栖”学者才深谙此道吧。

没有他,就没有巴尔扎克在中国:傅雷(1908-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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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受莫名其妙的指责的人不知有多少。连伽利略、服尔德、巴尔扎克辈都不免,何况区区我辈!……老话说得好,是非自有公论,日子久了自然会黑白分明。——《傅雷家书》

作为法文翻译的巨人,傅雷一生共翻译了33部共600万字的作品,他让中国人认识了罗曼罗兰、伏尔泰、杜哈曼、梅里美等人物。人们说,“没有他,就没有巴尔扎克在中国。”

傅雷不仅是个“文艺家、翻译家”,更是个“政治家,知识分子和心理学家”。很显然,翻译不是简单对语言的转化,必须表明文化立场、文化的视野和对文化的追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傅雷是难以逾越的,翻译不仅是简单的文字转换,它作用于文学,作用于文化的意义不可忽略。翻译是打开外面的世界,通过文化交流,丰富自身世界的一种渠道。

在傅雷之后中国最优秀的法语翻译家之一许钧看来,“傅雷的译文不仅译出了作品的文字,还译出了作品的生命。”

傅雷之于中国翻译史的意义,在于他将整个法文的翻译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他的翻译质与量并重,至今无人能够代替。今天,也许有人会说有的译本在某些细节的翻译上,在准确程度上超过了傅雷译本。但论综合成就,论法文原文在中文意境中的重现,仍然没有任何人成就超过了傅雷。

没留过洋,却翻译了几乎全部莎士比亚:朱生豪(1912-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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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生豪决定翻译莎士比亚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那时,中国没有中文版的莎士比亚译作,被日本人讥笑为文化落后,朱生豪怒而把翻译莎士比亚剧本当成了一项“民族英雄的事业”。

“很多人不相信,这部优秀的译作是一个从来没有出国过的人翻译的。”朱生豪一生,北面没有过长江,南面没有过钱塘江。而且,手上只有两本英文词典。

因为时事纷乱,朱生豪的译稿两度在战事中被毁,不得不从头来过,更要命的是经济上的压力。1944年12月26日,得了结核病无钱医治的朱生豪终于被疾病击倒。剩下五个半历史剧还没有译完,就撒手人寰。他最大的遗憾是“早知一病不起,拼着命也要把它译完。”

但是,他用他短暂的生命,为后人留下了精心翻译的180万字的莎士比亚剧本,使自己的名字与莎士比亚永远联系在了一起。

朱生豪的译文是最接近莎士比亚创作的,他的译本的最大特点是文句典雅,译笔流畅,好像是高山飞瀑,一泻千里,读之琅琅上口,绝无佶屈聱牙之弊。这不仅是因为朱生豪对莎士比亚的剧本有很深研究和大量阅读,对莎士比亚有非常深的了解,而现在的人翻译一个剧本难以看翻阅十本书。更因为他在翻译莎士比亚戏剧的时候,消耗的是他22岁-32岁这样充满才情、诗意、热情、血气方刚而义无反顾的精华年龄段。非常了不起。现在一些人都是老得不行才去翻译,以为有经验了,但这时候却很难做到莎士比亚想象的那种境界。

中国的“契柯夫”:汝龙(1916-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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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文学爱好者,特别是外国文学爱好者说来,一提到巴尔扎克,就自然会想到傅雷,一提到莎士比亚,就自然会想到朱生豪,一提到托尔斯泰,就自然会想到草婴,一提到福克纳,就自然会想到李文俊,而一提到契诃夫,就没有不会想到汝龙先生的。

汝龙先生是我国翻译契诃夫小说的专家,他的英文和俄语都是自学的。他最大的成就是以个人之力,花费毕生精力,几乎翻译了契诃夫的全部作品。早在1952年他就出版了25卷本的契诃夫作品选集。契诃夫那种感觉——那种悲悯的、轻灵的、忧伤的、精微的感觉只存在于汝龙的字里行间。还有一种俏皮、聪明、绝妙的短句子,也非汝龙不可。感觉的事物只能感觉到,尤其是对于契诃夫这种凭感觉写作的作家,只有能够神会到作家特有的感觉的译者,才能去译,否则一伸手就全乱套。

巴金说:“他把全身心都放在契诃夫身上,他使更多的读者爱上了契诃夫,他的功劳是介绍了契诃夫。”

其实,在汝龙先生之前,已经有许多人翻译过契诃夫。包括把契诃夫当作最为喜爱的作家之一的鲁迅先生本人以及周作人,瞿秋白、耿济之、曹靖华、金人、张友松、赵景深、王西彦、彭惠、徐培仁、荆斯勋和华林等人。汝龙先生翻译契诃夫虽然起步较晚,但却成绩最大,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实在不容易也算相当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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