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家 | 董乐山先生为什么要重新翻译《红星照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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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乐山先生为什么要重新翻译《红星照耀中国》?

董乐山,翻译家,作家。生于浙江省宁波市。1946年冬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译作《第三帝国的兴亡》(合译)、《一九八四》、《西方人文主义的传统》、《红星照耀中国》等均有广泛影响。

《红星照耀中国》(英文名RED STAR OVER CHINA)自1937年出版以来,几乎传遍了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在中国,它更是家喻户晓的名著。这本书真实记录了斯诺自1936年6月至10月,在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的见闻,向全世界报道了红色根据地的情况。它打破了当时外界对中国红色革命的诋毁,对宣传、介绍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品质、革命信念有着巨大的意义。

董乐山先生为什么要重新翻译《红星照耀中国》?

实际上,这部纪实经典在国内的出版可谓历尽坎坷,从1938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曾出现了“复社《西行漫记》”、“史家康《长征25000里》”、“亦愚《西行漫记》”等多个中文译本,以及众多的节译本、选译本。

而本书最著名、流传最广,也最准确的译本无疑就是董乐山先生于1979年翻译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1976年,董先生受到三联书店的邀约,原本是想在旧版译本的基础上做修订工作,最后却又选择历时三年,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全面重译了这部经典,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重译原因

“复社《西行漫记》”(以下简称“复社版”)虽然也是据1937年10月英文版“红星”译出,但由于斯诺对原著作了增删,也就是说,“复社版”实际是照作者的“修正本”译出的,不是英文版原貌。

而且,“复社版”和此后的多个中文译本,都省去了“那个外国智囊”一章。

董乐山不仅第一次按照斯诺的英文原稿译出《红星照耀中国》,而且还增译了“那个外国智囊”一节,还原了斯诺原稿共12章、总计57节。此外,董乐山还极为仔细地校正了英文原稿中出现的地名、人名、中文文献名的拼写错误及书中与史实明显违背之处。

在这一版中,董乐山重新翻译了英文书名RED STAR OVER CHINA,恢复本书原名《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的译本不仅是《红星照耀中国》在中国流传数十年来,国内最忠实于原著的崭新全译本,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性质的译本。

而胡愈之先生也于1979年8月作译序推荐董乐山重译的《红星照耀中国》。

“复社版”和董乐山译本的差别

由胡愈之主持翻译的“复社版”《西行漫记》与董乐山译本《红星照耀中国》之间主要存在以下三个差别。

第一,“复社版”较董乐山译本有内容上的删减。董乐山译本在“复社版”基础之上补充了原先没有涉及的内容,例如“那个外国智囊”一节。另外,许多细节,董乐山在新译本中做了翻译补充。

第二,“复社版”有一些没有翻译清楚的问题,董乐山译本进行了理清。例如“复社版”中写道:

就在此时,长沙出版了一个由政府所办的刊物,学生们将其视为一个意味深长的巨大烽火。没过多久,袁世凯赶走了谭延闿,并将民国之一切事物独揽,还积极地为他的登基做着准备。

这段文字读起来令人费解。董乐山译本将它重译为:

此时,政府在长沙的一个军火库爆炸,大火冲天,引起了学生们的强烈关注。军火库内的大批枪支弹药燃起熊熊烈焰,在众人眼里的确要比过年放爆竹好看许多。大约一个月以后,袁世凯赶走了谭延闿,由汤芗铭接替谭延闿的职务。袁世凯那时早已控制了民国的一切军政大权,而汤芗铭也主动为袁世凯登基做着各种准备。

董乐山译本将长沙军火库爆炸与汤芗铭接替谭延闿职务一事明晰了。与之相类似的例子在新译版中还不止一处。

第三,董乐山译本修改了多处“复社版”中地名、人名、文献资料名的译误及与历史事实不一致的地方。例如:

  • “复社版”中的“……三民主义,正如北伐革命时代一样,又被共党所信仰”,董乐山改译为“三民主义像在大革命时期一样,又受到共产党的尊敬”;
  • “复社版”中写周恩来的一章译为“叛徒”,董乐山改译为“造反者”;
  • “复社版”的译名“论对日战争”被董乐山改为“论抗日战争”;
  • “复社版”中的《三国》与《反唐》被董乐山改译为《三国演义》与《隋唐演义》;
  • “复社版”中的“相信菩萨”被董乐山改译为“虔诚佛教徒”;
  • “复社版”中的“叛徒领袖”被董乐山改译为“起义领袖”。

再比如,“复社版”中写道:

《醒世良言》是我所读过的一本非常喜欢的书,这本书的几个作者均是赞成革新的学者。

董乐山译本将这句话重译为:

就这样,我读了这本《盛世危言》,当时我十分喜欢该书。这本书的作者都是些改良主义者。

类似重译之处有数十个,可见董乐山译本的准确性和必要性。

董乐山先生曾撰文回忆重新翻译本书的经历:

他(注:指范用)来找我,要我把胡愈之同志等老前辈(其中一位还是我中学时的老师)的译本,根据新版老版等各式版本的原文校核一遍,增补一些材料。后来因为这个工程太大,不如重译省事,这才使我从事翻译工作三十年后第一次有机会以个人的力量译了一本书。

由此可见,董乐山译本《红星照耀中国》,就是近四十年来在国内品质最高的《红星照耀中国》译本。不论在翻译的水准,原版忠实度还是表述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上,董乐山译本《红星照耀中国》都是最佳选择。

2016年,人民文学出社获得董乐山先生家属的独家授权,全新推出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红星照耀中国》。一年多时间销量达300万册,产生了巨大影响。

董乐山先生为什么要重新翻译《红星照耀中国》?

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邬书林(左二)、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潘凯雄(左一)、部编本语文教材总主编温儒敏(右二)、全国中语会理事长顾之川(右一)为《红星照耀中国》80周年纪念“书模”揭幕。

《红星照耀中国》出版历程

1937年10月英国戈兰茨公司出版《红星照耀中国》。

董乐山先生为什么要重新翻译《红星照耀中国》?

1937年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

1938年2月10日,在胡愈之先生的组织筹划下,“复社”翻译出版了第一个“红星”全译本,共有十二名译者参与了翻译,每人一章。斯诺对这个译本进行了增删,并为之写序,声明将版权赠与复社。本书译名为《西行漫记》,其中没有翻译第十一章“那个外国智囊”一节的内容。

1949年新中国诞生前夕,上海史家康等六人合译的《长征25000里》(副题《中国的红星》)出版。

1949年9月,“亦愚”翻译的《西行漫记》(副题《二万五千里长征》)以急流出版社名义在上海印行。

1949年的两个版本,共同点是均据1938年美国再版的《红星照耀中国》译出,由于美国版曾经过斯诺修订,故这两个译本不仅文字繁简方面与胡愈之主持翻译的“复社版”有所出入,而且在内容上又多出一个第十三章《旭日上的暗影》。

“文革”期间,在许多单位和图书馆,它被加盖“严控”之类印戳后密封于图书馆和资料室中停止出借。

1979年12月,著名翻译家董乐山的全新译本《西行漫记》出版,封面标明原名:《红星照耀中国》,此书据1937年伦敦初版本全文译出,增译了第十一章中第五节的《那个外国智囊》。同时,对英文本中个别史实错误以及人名、地名、书刊名称的拼写错误也作了不少校正。

董乐山译本不仅是《红星照耀中国》在中国流传数十年来,国内最忠实于原著的崭新全译本,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性质的版本。

201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红星照耀中国》,就是基于董乐山译本的全新版。

参考资料

1.董乐山《我的第一本书》

2.张小鼎《<西行漫记>六十年——<红星照耀中国>几个重要中译本的流传和影响》

3.王军《董乐山与斯诺<西行漫记>的翻译》


传送门: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pdf下载(中文文字扫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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